甘孜日報 2020年04月02日
◎鄧明前 文/圖
68年前，瀘定農村開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土地改革（簡稱土改）運動。土改劃階級成份，分田地牽動了每一個農村人的心。尤其是劃階級成份確定個人“家庭出身”，如給農村人貼上身份標簽，便有了“堆成份論”。直到上世紀80年代“成份”成了敏感的詞匯，它直接關聯到一個人的前程和命運。
毛澤東主席發出土改政令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6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在首都北京召開。毛澤東同志在大會報告發出土改政令：“今年秋季，我們要在三億一千萬人口這樣廣大的地區開展土地改革，推翻整個地主階級。”毛澤東同志還強調：“土改，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發動群眾開展階級斗爭，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經濟上打倒地主階級，解放生產力。”就在毛澤東同志發出土改政令前的3月22日上午10時，人民解放軍18步兵團62軍186師556團二營一連二排解放軍把五星紅旗插上大渡河上瀘定橋東橋亭之上，標志瀘定解放。橋附近原國民政府兩天井大院（1984年修瀘定賓館拆掉）成立了瀘定縣人民政府。西南軍政委員會劉伯承司令員，鄧小平政委頒發“任命狀”，任命隨軍南下抵達瀘定軍政干部王澤民（1921.12—1980.5）同志為瀘定縣人民政府首屆縣長。新生的瀘定縣人民政府庚即在全縣開展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征糧等工作。與此同時商店開門營業，學校復課，農民下地春耕，適齡青年參軍參干。隨即瀘定縣人民政府開展鎮反運動，追捕槍斃殺害紅軍、搶劫百姓、罪大惡極的匪首惡霸張晉仲、吳正朝等人，鎮反運動滅了反動派的殘余勢力。在整頓社會秩序中，瀘定縣人民政府關閉城區、冷磧、磨西等鄉場危害一方百姓的60余家雅片煙館，幫助三百多煙民強制戒掉雅片煙癮并取締二十余家“押紅寶”、“推牌九”、“支骰子”賭場、賭館，又禁止流通“金元卷”、“銀元”、“銅元”、“法幣”，流通使用人民幣，瀘定縣政府還收容遣返流竄的乞丐、小偷、游民、散兵。同年11月，瀘定縣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瀘定縣委員會，接著成立區、鄉黨政機構、群團組織、農會，給全縣土改順利展開提供組織保證和群眾基礎。
半個多世紀前的瀘定土改
半個多世紀前的瀘定土改，今天瀘定青少年全無印象。對“土改”二字難免感到陌生、新奇、疑惑。30后、40后瀘定老一輩參與、經歷了土改，記憶深刻，終身不忘。那時，土改劃成份就連毛澤東同志的家庭也不例外。據5年前一份“讀友報”一文透露：1949年8月13日，毛澤東的家鄉韶山解放。當地農會給他家劃階級成份并寫信匯報請示毛澤東同志。當地農會將以韶山解放前三年，即1946年毛澤東的父親置地22畝，家中5人，平均每人占有土地4畝多，而當時韶山平均每人只能占有9分3厘的土地以及毛澤東父親還雇過長工的事實劃分成份。毛澤東回信不為難鄉長毛寅秋兼農會主席，復信：
一、所有財產分給農民；
二、劃分富農，責無旁貸，付來300元作為退押金；
三、人民政府執法不徇私情，照政策辦事，人民相信政府。
毛澤東洞察中國農村社會形態，按土改政策一視同人給自己家庭劃成份，這給全國完成土改帶了頭。領袖的偉大胸懷，讓廣大人民大眾信服。而瀘定的土改正是按照中央的土改政令，有領導、有組織依序在各區、鄉、村、戶逐步緊鑼密鼓展開。
史料記載：
1951年6月成立了瀘定土地改革委員會。縣委書記劉鵬飛任主任，縣委組織部長段叔和任副主任，縣長王澤民、縣公安局長王潤富等13位同志任委員；培訓土改干部和積極份子，先進行試點；縣土改委員會成員劃片負責，帶土改工作隊深入一、二、三區（瀘橋、冷磧、磨西區駐地）22個鄉鎮開展土改工作；整個土改工作又分四個階段進行：甲，劃分階級成分。乙，丈地評產、征收、沒收。丙，分配土地。丁，民主建政。劃分家庭成份有政策硬杠子，時間限定為瀘定解放前3年：即1948年到1950年，以村人口平均人占田地面積劃分成份。以我家為例：我父母1949年置田地19畝，家庭6口人，每人占有田地3畝1分1厘。而當時下田村平均每人只有1.9畝田地，我家平均每人占有田地超出村平均每人1.9畝面積的1.2畝。父親雇過季節性短工，存在輕微剝削，家中農具齊全，養有大牲畜、牛、馬，被劃成上中農，又稱富裕中農成份。這在當時被認為不算高，也不低的家庭成份，成為未成年的我的政治背景，被填入我入團入黨、參加工作、干部履歷表上“家庭出身”一欄的“代碼”。那些平均每人占有的土地超過當地平均每人土地面積3倍以上的人家戶被劃成富農、地主或破產地主成份。1951年12月30日，瀘定縣人民政府張榜土改分布：全縣劃分地主成份438戶，共沒收地主水田4，007畝、水地1，452畝，干地63，690畝，耕畜463頭，農具7，732件，糧食104，136斤，房屋5，013間，家具7，732件；征收富農水田803畝，水地262畝，干地15498畝，房屋848間。到1951年12月底完成土改之際，全縣共沒收地主、富民、瀘定沙壩、冷磧、磨西三處4所法天主教堂土地85782畝，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4342戶，18000農民耕種，實現了“耕者，有其地”。全縣共頒發出土地證7806份（見《瀘定縣志》212頁）瀘定土改全縣劃分家庭貧農成份3426戶，占總戶數43.95%；雇農成份916戶，占總戶數11.75%，中農1791戶，占總戶數22.97%，富農237戶，占總戶數3.04%；地主437戶，占總戶數5.62%；其他988戶，占總戶數12.6%，這就 “分清了階級隊伍。”
土改空前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調動起廣大農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土改后1952年與1949年，瀘定糧食總產增產幅度大。年總產量增加524萬斤，增長36.2%，油料（油菜籽、花生、芝麻）增加2273擔，增長73%。四大牲畜（豬、牛、馬、凌晨）增加7435頭（只），增長28.4%。農業總產值增加850000元，增長17.07%。農民踴躍交公糧127多萬斤，賣余糧百余萬斤瀘定土改有力支援進藏解放軍后勤糧食供給，保障了康藏公路（今318國道前身）修路架橋（大渡河大橋）軍民建設者及不產糧食康定、瀘定市民碗里有飯吃。土改為瀘定后來的社會進步，經濟持續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斷開創新局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廣大貧苦大眾發自內心感嘆：“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
階級成份成為歷史記憶
歷史的車輪在滾滾向前，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改革，永遠是社會前進的主題。相距瀘定土改27年后的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講：“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基于對人民的期盼，包括“唯成份論”，一切阻礙社會和經濟發展不合理的東西都要改。”從全國統一執行40余年《國家標準》例出的32個“家庭出身代碼”，直到2004年，因為基本上沒有單位用了才被廢止。被摘掉“五類份子（地、富、反、壞、右）”的瀘定子女，卸掉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從此不被社會歧視。他們不再自悲，感到人身平等了，有了個人尊嚴。新時代對他們大度包容，他們溫暖生活在民主、平等、法制、自由、和諧社會主義大家庭，凡符合高考、參軍、提干、招收公務員條件的都被錄取。他們中的許多人奮斗在新時代，踴躍參與到“萬眾創新，大眾創業”，擼起袖子加油，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各條戰線上骨干和棟梁。遠去的土改和“家庭出身”成為了歷史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