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2年05月06日
◎董祖信
叁
余氏《家史》和《萬歷合約》
沈村余氏《家史》，為成吉思汗二十世孫，沈邊第十五代土司余國璽及其弟余國瑞、余國琳三人根據各代傳承的《家史》系統整理，于清代乾隆年間撰寫而成。以后各代相繼撰寫，從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起，至清代宣統三年，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改土歸流，對瀘定境內的余（沈邊土司）、周（冷邊土司）、古（咱里土司）、汪（理塘土司安置化林）四家土司“廢其職而收其權，并優于世俸”止，歷時542年。將余土司前后相傳計二十代的歷史和各個時期所發生的大事，作了簡要的記載。余氏《家史》稱得上是沈邊土司和沈村地區542年間的一部簡史，它填補了沈邊地區歷史上很多空白，結合《萬歷合約》，解開了沈邊地區的一些未解之謎。這是它有別于一般《家史》或《家譜》的地方。如果沒有余氏《家史》, 筆者就很難寫岀《沈邊土司——進入康巴東大門的蒙古人》和《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瀘定》兩篇文章, 甚至考證和撰寫《話說“老丙午年” 》一文也會信心不足。因為余氏《家史》中的很多記載，在《明史》《明實錄藏族史料集》《雅州府志》《打箭爐廳志》《天全州志》中是無法找到的。像乾隆“丙午年”， 即瀘定一帶的老年人所說的“老丙午年” 磨西大地震，余氏《家史》中就比其它資料記載得準確而詳細，其文載曰：“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五月初六日午時（上午11點—下午1點），地大震，房屋俱坍塌。
磨崗山（即今磨崗嶺）坍，壓塞河（大渡河）水倒流至大壩，勢若湖海。十五日丑刻（凌晨1—3點），始沖開而去，將田地沖沒大半。是年，復修宜牧堰田，培補房屋。”我在寫《話說“老丙午年”》 一文時，查閱了《天全州志》《雅州府志》《樂山縣志》《明實錄》《四川通志》及得妥鐵樁廟古碑等有關資料，其記載都沒有《余氏家史》記得準確而詳盡。
2006年，我從沈邊土司后人余啟仁為改族別而帶到瀘定縣委統戰部的一大捆舊地契、紙約中，發現了具有史料價值的《萬歷合約》（以下簡稱《合約》）。同年寫了《宜牧古渡和萬歷合約》一文，發表于2006年10月19日和11月14日《甘孜日報》，文中對古渡和《合約》均作了較詳細的敘述。以后又征得余啟仁同意，將《合約》帶到成都《四川法制報社》龔伯勛老先生處，共同研究并拍了照片，合寫了一篇簡介《合約》的短文，刊發于《四川民族》和《四川法制報》。因《合約》破損，暫時無法修復，只好帶回筰都沈村，物歸原主還給了余啟仁。后被瀘定縣政協主席孫光駿先生收購，現作為瀘定縣檔案館“鎮館之寶”藏于館內。
發現《萬歷合約》后不久，又了解到余土司后人鐵木榮（成吉思汗25世孫）處保存有更具史料價值的余氏《家史》。同年秋天《四川法治報》社龔伯勛老師來我沈村宜牧家中，我們未經預約前往采訪鐵木榮先生，他只讓我二人參觀《家史》的封面和扉頁，其中內容卻無緣目暏，龔老返回成都。事后我又多次前往訪談，征得鐵木榮同意，在他的屋內翻閱了整本余氏《家史》并摘記了部分重大事件內容，然后帶到成都。為了下一次閱讀余氏《家史》，我請龔老幫我選購了一數碼照相機，帶回沈村。當再次獲準在鐵木榮家中翻閱余氏《家史》時，我選了一個晴天，帶上照相機去到他屋內，征得他同意，將他珍藏多年的余氏《家史》逐頁進行拍照后，帶到相館放大、打印、裝訂成冊。從此，我有了一本完整的余氏《家史》。為我過去寫《沈邊土司——進入康巴東大門的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瀘定》和現在寫本文（余氏《家史》和《萬歷合約》）提供了可靠詳實的依據。
余氏《家史》全本以毛筆行楷書寫而成，字跡流利，剛勁有力。從沈村余氏始祖余伯錫自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起，到末代土司余應璽于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被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追繳印信止，計542年歷史。沈邊土司前后共傳二十代中的各代承襲、土司之間所發生的戰爭，如“冷磧土目糾夥始陽高土司、黎州馬土司合兵攻圍沈村，勅書圖冊燒毀無存。”重大自然災害，如“五十一年（乾隆丙午，公元1786年）五月初六日午時，地震（即磨西大地震），房屋俱坍塌，磨崗山（即磨崗嶺）坍，壓塞河（大渡河）水倒流至大壩，勢若湖海。十五日丑刻，始沖開而去，將田地沖毀大半……”家庭大小事，從行軍打仗、進京朝貢、加官進爵、尋根訪祖到婚喪嫁娶、添人進口、買田置地、修房造屋等均有記載，直到最后“……四川總督部堂趙追去銅印一顆。嗚呼！我先祖創業數百余年，功苦不昧，而今一旦失去，不亦恨乎！因感錄《七言》：‘先祖創業數百年，血戰疆場費辛艱。而今一旦失卻去，不知印信尚否還’……”細讀余氏《家史》和《萬歷合約》，聯系沈村先輩們的傳說、文物古跡和地名、物名，500多年間在沈村地區所發生的鮮為人知的一些事情便活生生地浮現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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