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 2020年07月10日
6月2日，作為涼山州普格縣云盤山村的第一書記，楊洪去了一趟村里的株木樹安置點查看情況。才出駐地不久，他兜里的電話就響了起來。
電話那頭，村民告訴楊洪，他們家的安全飲水出了點問題，無法自行解決。了解情況后，楊洪打了幾個電話，叫人去處理。
他說，云盤山村就是個“小涼山”，這里本地村民很少，有92%的人來自涼山州14個縣市。村里有貧困戶518戶2628人，每天都會發生很多事。他沒法事事在場，一部手機，將他與村民時刻聯系在一起。
一路走，電話一路響不停。通過電話，村民們將家里種養殖、水電、網絡等存在的問題，統統告訴他。事無巨細，他一一安排。這樣的電話，在最忙的時候，他一天能接打200個。
雖說在2019年云盤山村就順利脫貧，但村里還有23戶107人是貧困戶。楊洪說，今年，他們有能力也有信心，讓村里剩余的貧困戶全部脫貧。
“小涼山”多了449戶貧困戶
在前往株木樹安置點的途中，他一邊走，一邊回憶。
2015年8月，他從涼山州普格縣財政局來到蕎窩鎮云盤山村當第一書記。
在當地，云盤山村是個好地方。緊臨國道，村子挨著涼山著名的景點大漕河溫泉瀑布，有水田有耕地，土肥物豐，還有20平方公里的林地，是普格縣的生態功能區。
接到上任消息時，他還以為只是過來隨便掛個職，便欣然前往。
那時，他對村里的情況一竅不通，也不知道應該如何開展工作。就連第一書記這份工作需要脫產且全職，也是后來才知道。不過，那時當時整個云盤山村只有65戶貧困戶，且都是本地戶籍。一天幾個電話就能把工作安排布置完，必要的時候入戶一次，工作壓力也不大。
“有事情，村兩委安排了就做，沒安排就不做。”他說，這樣清閑的狀態下，他一度以為，他的任務就是在村上待著。
不過，“好日子”并沒過多久，他就發現云盤山村的情況有些特殊，這份工作也并非想象中那么簡單。
村子和四川省蕎窩監獄有著很深的聯系，在當地，人們可以不知道普格縣城在哪里，但是一定知道蕎窩監獄在哪里。
蕎窩監獄進駐普格縣蕎窩鎮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事情，監獄規模很大，有三四十個中隊，其中，有17個中隊在云盤山村。2008年至2013年，蕎窩監獄逐步搬遷至西昌市，留下許多土地。
“人們在這里搬出個 ‘小涼山’來。”他說，在這期間，涼山州17個縣市中，有14個縣市的村民無序、自發搬遷至此。其中，普格縣內、蕎窩鎮內也有大量村民搬遷過來。
村民們家支觀念很強，有時，一個家族里有一個人搬來，其他人就會跟著搬來。幾年時間里，有842戶人家搬遷至云盤山村，占云盤山村總人口的92%。
2016年至2017年，云盤山村開展精準識別和自主搬遷戶屬地管理工作，村里的貧困戶從69戶增加到了518戶，多了449戶2000多人。
一天最多能接打200個電話
村里貧困戶激增，導致他們的工作量呈幾何倍數增長。要解決2000多人的出行、飲水、住房等問題，楊洪和駐村工作隊面臨著巨大的考驗。
這時，他才意識到，第一書記肩上究竟擔著多么重的責任。
村里的事務繁多瑣碎，大到建房修路，小到地里的樹怎么種、圈里的羊怎么喂養，他們都得監督、指導，村民們間有了沖突他們還得去協調解決。村子很大，山高路遠，大小事務，他沒法做到事事在場，大家只能通過手機，向他咨詢各種問題。
“工作忙的時候，一天最多可以接打200個電話。”他說，那時，他早上聽著電話鈴醒來，晚上伴著電話鈴睡去，常常一個電話剛掛下，另一個電話又來了。這些電話，來自村民、施工隊、上級部門以及村組干部。電話不長，平均一兩分鐘一個，村民們打電話傾訴困難，他通過電話接收、安排各種任務。
一天下來，接打電話到手機發燙，頭腦發暈。
也就在這時，他們迎來工作的高峰期，開始了“白加黑”“5+2”的工作節奏。為了把問題處理完，白天，他們下鄉入戶，忙宣傳、整治城鄉環境，解決村民實際困難。晚上，大家就熬夜加班做材料。
彝族干部入戶也需要帶翻譯
當然，工作也并非一帆風順。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彝族人，卻聽不懂村民們說的彝語。”他說，剛開始工作時的窘境，他現在都還記得。在云盤山村這個“小涼山”里，村民們說著各地的方言，山河阻隔，方言之間差異很大，他和村民們交流，往往會出現這樣的場景：雖然雙方都說彝語，但就是不知道對方想要表達什么。加上村里很多人不會漢語，因此，入戶工作時，他還必須得帶個翻譯。
更困難的是，人們在搬過來之前，就已經有了一套在原住地行之有效的觀念和習俗。村干部想讓大家接受新思想，適應新生活，成為一件難事。
“有些東西，即使納入村規民約，大家也不執行。”他說，比如在衛生、移風易俗等方面，即使已明確規定和說明，村里會據大家的表現進行獎懲，做得好有物質獎勵，做得不好不僅要被懲罰打掃衛生還要在大會上做檢討。“大家口頭上答應，第二天到他們家里一檢查，情況還是和以前一樣。”
特別是一些從偏遠山區搬來的村民很崇尚畢摩文化，他們眼里，畢摩通曉天文地理，能解決他們身邊出現的一切難題。孩子生病了，家長第一時間想的不是將孩子送去醫院，而是請來畢摩、蘇尼，三番五次為孩子祈禱。
雖然在工作中，他一直給村民們強調，要傳統，也要講科學。但需要村民們落到實處時，還是會有人以“祖祖輩輩都這樣”為由來搪塞。
于是，他和村民們約定，請了畢摩病情不見好轉，就必須送孩子去醫院。但還是有部分村民不以為然，到最后，孩子病得不行，他只能帶著村干部強行將孩子送去醫院。
甚至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部分家長也很不配合。
村里把3至6歲的孩子送進幼教點學普通話，開展學前教育，一些家長就會以“孩子會說話為什么還要學普通話？” “孩子這么小，萬一丟了怎么辦？”等為由進行阻攔。
無奈之下，他們只能把家長請到學校，當一天學生。老師不僅把教孩子的課，給家長們上一遍，同時，還會為家長介紹免費入學政策、學校每天的安排等，讓家長們自行感受，為什么要把孩子送進學校。
體驗課一上完，家長們的觀念就有了改變。他說，課后不少人過來告訴他，孩子讀書挺好，在學校有營養餐吃還有人照顧，省了他們不少心。
工作的電話多了和家人的溝通少了
2018年，在村里事務最繁重的那段時間里，他結婚了。隨后，孩子也出生了。
和村民、村組干部打電話的時間多了，和家人溝通的時間就少了。平時，他一兩個星期會給父母通一次電話，隔兩三天會給妻子打一次電話，和孩子的溝通則很隨意，只要有空，他就會在微信上和孩子開開視頻。
一開始，妻子和父母還能體諒，但漸漸地，他們也開始心生不滿。
有了新房后，他答應妻子去貸款裝修房子，結果一拖再拖。無奈之下，妻子生氣地給他發了一條長長的信息，妻子在信息中告訴他，如果他沒時間，家人會想辦法，但他最起碼應該到銀行咨詢一下。信息最后，妻子寫道：“家里不要求你把小家放在第一位，但也希望你把這個小家安排得靠前一點。”
這時，他才意識到事情有些嚴重，連忙放下手中事情，打電話向妻子道歉。當天是周末，中午，他去了一趟銀行，很快就把事情給辦妥了。
“孩子兩歲了，還很認生。”他說，這樣的生活，一兩天還行，時間久了心里就會有壓力。他開始覺得對不起父母、愛人和孩子，加上村里的事情也亟待處理，繁雜的思緒越生越多。很快，他的身體就跨了，一度有些抑郁。
好在家人在關鍵時刻給予他足夠的理解，朋友、同事也在此時站出來給他以支持，讓他從低沉中走了出來。現在，只要有空，妻子就會帶著孩子來到村上，讓他盡量多地和孩子相處。
保證村里每一個貧困戶都脫貧
5年多來，云盤山村的生活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村里無序、自發的搬遷問題被解決，村民們通過易地扶貧搬遷、彝家新寨，離開自建房搬進了新家。為耕種而毀壞的林地也被重新種上了經濟林木，恢復生態的同時，大家也增加了不少收入。
村里的種養殖業規模越來越大，不僅種傳統的烤煙、蕎麥等作物，還引進了中藥材、花魔芋等新品種。集體經濟也一片向好，2020年集體經濟的收益，預計將超10萬元。
村民們有了醫保，村里的小孩都去學校上學。孩子們在學校學普通話，回家就當老師教父母說普通話，小手牽大手，語言的隔閡正在一點一點被瓦解消融。
今年9月，投資近3000萬的株木樹小學就要建成，這個普格縣教育領域投資最大的社會扶貧項目，將解決600余名學齡兒童上學問題。此后，村里的孩子不僅有學上，還能上好學。
硬化路通到每家每戶，生活用水也從村民在溝渠里自提，變為從安全水域通過管道引水到家。
2019年，云盤山村退出貧困村序列，全村518戶貧困戶，有495戶2521人脫貧，還剩23戶107人未脫貧，貧困發生率降為2.29%。
同年年底，他參加了全國深度貧困縣第一書記代表會議。在湖南長沙的黨校里，全國各地的第一書記齊聚，交流脫貧的經驗與心得。會上，他將云盤山村的脫貧故事分享，并保證，2020年，他們有信心讓這23戶貧困戶順利脫貧。
他說，村里脫了貧，就得想想村民們要如何致富。接下來，云盤山村將通過合作社，培育一批黨員致富帶頭人，開展產業、就業技能培訓，在現有的示范點基礎上，推廣形成有規模的種養殖產業，鼓勵引導村民加入。
當地大漕河溫泉瀑布資源獨特，未來，他們還打算將村子打造成溫泉綠色康養村，發展旅游觀光、旅游采摘、家庭農家樂、民宿。他說，他想要讓更多人過來，感受云盤山村的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