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7年05月26日
■楊劍鋒
在紅四方面軍作戰序列中，有著一支戰功赫赫的部隊——紅30軍。作為主力和王牌，這支部隊在四方面軍長征途中，幾乎都由其擔任著前衛、先鋒部隊的任務。而指揮這支部隊的，除了廣為人知、曾擔任國家主席的李先念政委，則是由于自身原因殞命于甘孜藏區丹巴河谷、湮沒在歷史洪流中的四方面軍30軍軍長——猛將余天云。
余天云，湖北黃安人，1927年11月參加黃麻起義。此后幾年，他很快由一名普通戰士成長為主力營營長。在戰斗中，余天云常常身先士卒。由于戰功顯赫，1933年6月，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木門擴編時，年僅27歲的余天云被擢升為紅30軍軍長。當然，除了戰功之外，更是由于張國燾認為余天云對黨（其實是對他自己）忠心耿耿，自然成為高級將領的最佳人選。余天云擔任軍長后，不辱使命，依然身先士卒，因此多次負傷，而戰功尤為卓著。
一位年輕的軍長，年僅27歲，在共和國的歷史上，本有著輝煌的地位與榮譽。然而，其自身的缺陷——“軍閥主義”和“狹隘思想”，卻導致了他個人的悲劇。
所謂 “軍閥主義”“思想狹隘”，表現在余天云身上，一是作風霸道，動輒罵人、打人，甚至以槍斃唬人。他身邊的警衛員、通訊員，無一例外都曾被他毒打。即便是同任的高級干部，若與之意見分歧，余天云也是任意打罵。一次，部隊行軍在羊腸山路上，在拐彎時馬腳打滑，余從馬上摔了下來，他拔槍便打，把馬夫打成重傷。二是余天云心胸狹窄，重視打仗而蔑視政工工作，主張“槍桿子第一”。他動輒把部隊中的政工干部罵得狗血淋頭。據說有一次紅30軍在戰斗中受阻，時為30軍政委的李先念和一些師團干部很著急，這時軍長余天云卻慢悠悠地對李先念說：“政委，你去給他們上勞動課去，這個山頭就能攻下來！”余天云身上的這些問題，最終導致他走上絕路。
1935年9月，在紅四方面軍的一次大會上，總政委陳昌浩表揚與余天云關系不合的何畏，這讓余天云非常不滿，在會上破口大罵。在場的張國燾以為余天云是在反對自己南下路線，于是借著余天云隨意打死號兵和挑夫等事，撤銷余天云軍長一職。不久，又將他調赴紅軍大學“學習”，任紅大高級指揮科科長。紅軍大學校長倪志亮，何畏任政委（后為校長），劉伯承任總教官。作為學員的余天云本來就一肚子氣，加之何畏和自己同樣是個軍長，兩人關系本就不好，此時卻要受他的領導，余便表現出強烈的抵觸情緒，時不時地發脾氣。有一次，余天云受了何畏的批評，酗酒后嚷著要打何畏，何畏竟嚇得四處躲藏，狼狽之極。
余天云在紅大期間，仍舊顯擺他軍長的架子，除了帶著軍長原來配備的人馬外，還隨身帶著一個機槍排作為衛隊。當他去聽課時，這支衛隊就在臨時教室旁放哨警戒，霸氣十足。余天云本來就看不起知識分子，上課時常拿教員出氣，時常攪亂正常的教學秩序。一次課間，余天云率領警衛人員沖擊課堂，劉伯承出面制止，而余不聽勸阻。劉伯承當場讓人下了余天云及其警衛員的槍。劉伯承從其傲慢、跋扈的行為里感到革命隊伍中流氓無產者習氣的囂張。他認為應對此展開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的黨性教育。于是撰寫了《余天云的思想行動表現在哪里，我們怎樣去繼續開展反他的斗爭》，發表在1935年12月16日紅四方面軍的《紅爐》第1期。文章發表后，引起了四方面軍干部的強烈反響。當然，這也引起了余天云的強烈不滿，他公然掏出槍，氣勢洶洶地要和劉伯承拼命，并不斷謾罵。這時，就是同一部隊的何畏也看不下去了，出面制止，而余竟不服，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結果惹得劉伯承大怒，憤然表示：學校“不處分此人，決不再上課”。張國燾聞訊急忙趕到學校，召集全校講話，聲色俱厲地訓斥了余天云，命令他當眾向劉伯承道歉，并當眾命令警衛員繳了他的武器，隨即關進禁閉室反省。
事發之后，余天云情緒十分消沉。不料雪上加霜，同他的壞脾氣差不多的妻子劉伯新過草地時捕殺了藏民的一頭牦牛，結果藏民告到張國燾那里，劉伯新被張執行軍法槍斃了。此事傳來，余天云難以接受，在西進康北途中以行動相對抗，故意制造麻煩，讓他走他不走，讓他騎馬他不騎，還一路叫嚷：“何畏當政委，憑什么我就當學員？”戰士們沒有辦法，只好用擔架強行抬著他走。1936年4月，當部隊行至丹巴河谷一處激流邊的鐵索橋時，余天云也被戰士們抬著走到了橋心。突然，余天云大罵了一聲：“去他娘的！”一個翻身，賭氣跳河自盡，時年僅30歲。據說毛澤東后來聽說后表示：“余天云還是個娃娃嘛，想不開，尋了短見，怪不得誰。”
1945年中共七大，余天云被授予革命烈士稱號。余天云的悲劇已漸被遺忘，但黨如何培育、管理自己的干部，如何讓他們克服缺陷、避免錯誤，更好地發揮自身的特長及多作貢獻，則是今日仍需思考的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