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殖民主義
南非的傷痛，即是曼德拉的傷痛，殖民主義是其源頭。庫切在小說《恥》中嚴肅探討了殖民主義。什么是殖民主義？殖民主義的實質是什么？如何對待殖民主義？如何重建人類社會？庫切深刻思考南非及人類的過去與未來。庫切的問題，也正是曼德拉的問題。
筆者之見，殖民主義，僅文明意義的“越界”是難以概括的。越界僅是殖民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
探尋殖民主義，需回到歐洲文明的源頭。首先，要了解歐洲的地理環境。地理具有長期的力量，可以影響人類事務。歐洲大陸的地理特征為：輪廓破碎；大陸東寬西窄；多半島、島嶼和內海、邊緣海；大部分地區地處北溫帶，氣候溫和濕潤，森林茂盛。歐洲森林覆蓋率總體為30％ ,有關資料介紹,歐洲各國的森林覆蓋率普遍很高,一般國家都達到40%以上。歐洲大陸多海洋、多森林的地理環境，決定了歐洲人早期的生活方式是漁獵與狩獵。4萬年前出現的以狩獵為生的克魯馬儂人，在獵光了所有大野獸后，他們從非洲向歐洲和亞洲轉移。歐洲多森林適宜狩獵的地理特征，讓克魯馬儂人的狩獵特長得以發揚。歐洲人主要從狩獵聚居民族繁衍而來，已由科學界從歐洲人的基因調查得到結論。狩獵在歐洲成為文化傳統。據記載，早在羅馬統治英格蘭時期，狩獵就成了當時王室所特有的休閑方式。對于一個18世紀的英國貴族來說，身穿猩紅的獵裝，頭戴黑氈帽，騎著駿馬，獵犬引路，策馬揚鞭，追逐獵物，是一種地位的象征和財富的證明。因此，以農耕、狩獵、采摘、漁獵四種人類直接從大地獲取生存資源的方式來劃分文明的種類，那么，歐洲文明應屬狩獵文明。
文明決定人的思維方式及生活方式。狩獵的特質是，進攻與殺戮。自然，在狩獵文明環境下生活的歐洲人，以非此即彼的直線為思維方式；以進攻為生存方式。此生活方式，自然產生“占領、奴役和剝削弱小國家、民族和落后地區，將其變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行為。誕生于歐洲的殖民主義，是狩獵文明發展的極端結果。這是16——18世紀，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像獵人一樣在非洲的土地、美洲的土地、亞洲的土地上搶劫、掠奪、屠殺的根本原因。
殖民主義的誕生，根本在于文明，與經濟沒有本質關聯。雖然，殖民主義與歐洲的資本主義有著聯系，但，并非發達的經濟催生了殖民主義。
可以以中國為例作正面說明。1750年，即清朝乾隆十五年，中國GDP占世界總量的32%，幾乎是世界的1/3。當時的中國，可算世界超級大國。然而，中國并沒有對周邊或邊遠國家發動殖民。而且，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殖民主義。以農耕為主體的中國，在五千年歷史中，形成了和的文化。
中國具有適宜農業耕作的地理環境。農業生產，需要灌溉，需要鄰里之間互幫互助，自然，“和為貴”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故而，農業文明下的中國，盡管漢、唐、宋、明、清時期都可謂世界超級大國，但從未對周邊或邊遠國家發動過殖民活動。
歸根結底，殖民主義是文明的產物。是歐洲狩獵文明的結果。狩獵文明的特質，讓歐洲國家，從羅馬到美國，沿襲了叢林法則，即圈占領地、弱肉強食，同時，沿襲了非敵即友的思維模式。至今，美國仍以狩獵文明模式處理國際事務。殖民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即為帝國主義及人類中心主義。
歸根結底，殖民主義并非人性的根本。若從人性根本出發，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人類中心主義，都可被超越。經過漫長革命歲月的洗禮后，曼德拉如此堅信。
三 反殖民主義
與殖民相伴隨的是，反殖民。
不得不提到，圣雄甘地、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這兩位成功反抗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改變人類文明格局的人物。他們也是曼德拉的精神導師。
機緣巧合的是，圣雄甘地的非暴力運動肇始于南非。19世紀，印度與南非，同為英國殖民地。相同的殖民經歷，不同的文化背景，促成了甘地的非暴力運動。
在印度主張萬物平等的佛教文明下成長的甘地，心中有著慈悲與愛的種子。15歲時，甘地偷了哥哥手鐲上的一小塊金子，良心受到譴責。由于不敢當面認錯，他寫了一封悔過信交給父親。甘地原以為會受到重罰，沒想到病榻上的父親讀后淚流滿面，竟原諒了他。甘地感動得哭了。這是甘地人生中第一堂“非暴力”課。他認為，父親信任與慈愛的力量遠遠勝過責罵和棒打。后來他在自傳中寫道“這些愛的眼淚洗滌了我的心靈，抹拭了我的罪污。只有親自經歷這種愛的人，才能認識它的價值……”。第一次“非暴力”體驗，讓甘地體會到了愛所蘊含的洗滌罪惡的巨大能量。這次體驗，成為甘地“非暴力”運動理念的基點。
1893年，甘地以律師身份前往南非謀生。在南非，甘地品嘗到了種族歧視的滋味。種族歧視是殖民主義的重要內容。在印度，甘地因家族高貴的出身，對種族歧視沒有感受。而當甘地為了生活來到南非時，他看見：印度在南非的“契約工人”在礦上或農場工作5年后，要么得到一份船費回印度，要么可以作為“自由”印度人留下來，在南非的英國人或布爾人領地只能處于半奴隸狀況。在南非所有的印度人都被稱做“苦力”或“沙彌”。乘坐火車時，因印度人身份，甘地只能坐三等車廂，盡管他購買了頭等車廂車票。當對不公平表示抗議時，甘地迎來的是列車員、警察的拳頭。對于種族歧視，曾在中國上海灘樹立過的“華人與狗不能入”的牌子是最好的說明。
盡管，親身體會了拳頭的滋味，然而，甘地心中并沒有涌出仇恨。不過，曾留學英國學習法律，接受了現代教育的甘地，對身體遭受的痛苦無法僅以佛教教義中“臭皮囊”一詞輕易打發掉。甘地直面肉體的痛苦。他決定，“我現在所遭受的痛苦還是表面上的，只不過是種族歧視的一種沉重的病癥罷了。如果可能的話，我應當設法把這病根除，哪怕因此要遭受一些痛苦。”甘地要做的，不是復仇，而是治病。這讓他的革命不以傳統暴力手段進行，這也讓甘地顯得與眾不同。甘地一生中曾16次絕食，18次進監獄，5次遇刺。在殖民主義盛行，充滿暴力的世界里，甘地僅以血肉之軀、僅以對人性的信任，以徹底的柔弱對抗壓迫，這樣的革命，自誕生之日起，就讓人贊嘆。
促使甘地非暴力運動除從小生長的環境外，還有一個因素是歐洲文化的迷惑性。“我們是為了 保持大英帝國憲法的完整而斗爭的，為的是某一天實踐能盡可能地靠近理論……消極抵抗……現在是不適用的，它的使用僅限于一個社會普遍含冤受屈，并感覺到它的自尊和良心受到傷害時。……我們的冤情……可能每天都在朝這一地步邁進……在那之前，只有普遍的補救措施，如請愿等，是目前可以使用的。”作為被殖民者，甘地看到大英帝國文化中的一個矛盾現象：“自由、平等、博愛”寫在大英帝國的憲法里，而且大英帝國在統治印度期間，改變了印度的落后面貌，興建鐵路、公路，成立電報服務，改進公共衛生等，這些都是依靠印度本身的力量難以做到的。然而，大英帝國一面帶給印度人“福祉”和美好期望，一面也帶給印度人歧視和壓迫。這種矛盾，深深地迷惑了甘地。甘地不知道，這是歐洲狩獵文明的屬性造就了這樣的二律背反。不過，天真如處子的甘地在矛盾中看到前進的方向，他相信大英帝國終能兌現“自由、平等、博愛”的諾言。目前的狀況，僅是因為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因此，要做的，不是用暴力推翻“自由、平等、博愛”，而是讓“實踐盡可能地靠近理論”。
從暴力革命者的眼光來看，甘地的做法實在太冒險，無異于以身飼虎。然而，天真的甘地卻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問題：什么是敵人？如何對待敵人及敵人的東西？
歐洲叢林法則回答，入侵者或潛在危險者即為敵人。對待敵人的手法是，將敵人消滅掉。
中國“和”的文化回答，世上沒有敵人，只有友人。對待友人，唯禮尚往來。
甘地卻回答，世上沒有敵人，只有人。對待人，唯有愛。因此，凡人的人性中美好的東西都值得學習和保留。當甘地以不服從的非暴力手段，避免了兩個對立國家的大范圍沖突，成功實現民族解放，并將大英帝國的優秀部分延續到印度共和國中時，他對何為敵人的理解成為人類的精神財富，啟示了曼德拉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
甘地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運動是向海洋進軍。為了抗議殖民政府的食鹽公賣制，他從德里到艾哈邁達巴德游行達400公里，被稱之為德里游行(或稱“鹽隊”)。 數以千計的人們徒步到海邊自己取鹽而不是給政府交稅。沒有稅收，殖民政府無法運行。而英國殖民者不可能將不服從的印度人都殺掉，因此，他們只有妥協，只有離開印度。英國人走后，甘地及其后繼者承續了大英帝國統治期間的民主、科學、法治等現代文明內容，這保障了印度的經濟與社會不倒退到被殖民前的小農經濟時代。
甘地相信，有愛的地方就有生命，仇恨導致毀滅。他的非暴力運動不僅讓大英帝國分崩離析，而且影響了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者為爭取祖國獨立和民族解放而奮斗，最終，在世界范圍內結束了殖民統治。
當然，非暴力并非意味著無犧牲。在甘地的非暴力革命中，也犧牲了不少手無寸鐵的群眾，如1919年，在阿姆利則，英國政府向和平政治集會的人群開槍，數以百計的印度教徒、穆斯林被殺害。然而，與暴力革命動輒百萬、千萬人丟掉性命相比較，這樣的犧牲其代價已算最低。通過非暴力，甘地很好地示范了實力絕對懸殊的雙方，弱者如何取得勝利。弱者的出路并非要么變成強者，要么永遠是失敗者。強弱雙方解決問題的方式，并非僅拳頭一條路。尤其，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正義、平等、仁愛成為人類共同遵循的準則，以武力以暴力解決矛盾沖突的方式逐漸受到人類的詬病，拳頭大小逐漸不再成為強與弱的標志。
在甘地的成功中，世界發達的新聞事業為其助了一臂之力。20世紀，先進的通訊手段讓全球成為一體。弱小國家得以有話語權。甘地一生曾創辦和主編過四種刊物。此時，印度與英國的事，絕非僅限于印度與英國，而是世界人民共同的事。當屠殺在陽光下進行，在世界人民的眼光下進行時，沒有道義的名義，屠刀實難落下。當英國在阿姆利則制造慘案時，世界譴責的聲音讓英國不得不為自己的行為道歉并賠償印度人民。過去，殖民之所以能發生，就在于，屠殺在黑暗中進行。殖民者在非洲、在美洲、在亞洲進行掠奪時，不能立即被世界所共知，也就無法對其進行制止。當全球一體化時，世界范圍內的戰爭與和平都暴露在眾人的眼球下，屠殺不再能夠隨心所欲，不再能夠成為強權者的福利。世界一體，“自由、平等、博愛”成為人類共同維護的章程，這時，種族、民族、國家之間平等對話不再僅以軍事與經濟力量做后盾，文明成為對話的重要籌碼。這為曼德拉反種族主義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王朝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