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嵐安鄉。
劉朝貴和他父親的紅纓槍。
嵐安鄉蘇維埃政權遺址。
在中國工農紅軍飛奪瀘定橋78周年紀念日，我們來到紅軍長征時期建立的我州第一個蘇維埃政府的嵐安鄉采訪，卻被嵐安鄉原人大主席團主席劉朝貴半道“劫持”，當他得知我們來意時，從家里取出一支有些生銹的紅纓槍，講述起他父親那段不為人知的故事。
劉朝貴的家在群山環抱、奇峰突兀、清溪蜿蜒繞方甸的嵐安鄉腳烏村。解放前，祖祖輩輩都靠種地為生，過著十分貧困的生活。1935年的寒冬臘月間，紅四方面軍長征南下，執行天、蘆、名、雅戰略任務。紅軍將領羅炳輝、許世友率領一支紅軍隊伍轉戰來到嵐安的高山上，駐扎了50多天，建立了區、鄉蘇維埃政府，成立了游擊隊、兒童團和婦女會組織。劉朝貴的父親劉宗富參加了兒童團，成了一名機智勇敢的兒童團員。他手里拿著兒童團長楊定洪發給的紅纓槍，白天在村頭村尾站崗放哨，觀察敵情，傳遞信息。有時晚上還為蘇維埃政府夜間巡邏。不久，紅軍大部隊撤離嵐安去天全作戰，留下少部分紅軍保衛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紅軍醫院的傷病員。
65歲的劉朝貴，講起當年父親的故事特別激動，講到這里，語氣有些沉重。沉默片刻，繼續給我們講述那段血雨腥風的往事。
在一個暴風雪的夜晚，國民黨中央軍從康定奔襲嵐安，同紅軍展開了一場殊死戰斗，紅軍人員少，且戰且退，最后撤離了嵐安。激戰時，一位紅軍營長中彈負傷倒在血泊中。時近黃昏，劉朝貴的爺爺劉永良在路邊看見這位受傷的紅軍。仔細觀察，還有救活的希望，于是，劉永良連忙把他扶上背往家里走。劉宗富見傍晚了父親還沒回家，于是去接老人回家。出門沒走多遠，就看見劉永良背著一個紅軍傷員匆匆趕來，滿頭大汗，身上都沾滿了血。之后，父親兩人一起將紅軍傷員背回家。劉朝貴的母親劉桂芝見背回來一位紅軍傷員，也忙個不停，燒來一碗姜開水喂給傷員，以驅寒。接著又急急忙忙端來一碗鹽開水為他洗血消毒。然后收拾房屋，把傷員藏在家中的土窖里。劉永良又及時請人上山扯草藥來為他包扎好。經過半個多月的養傷治療，紅軍營長傷勢逐漸好轉，就要求去尋找紅軍隊伍。為了不暴露身份，劉朝貴的父親、爺爺和紅軍營長三人裝扮成背茶包的農民，帶上干娘，繞著二郎山林區山路，經天全、雅安，將紅軍營長送到名山的紅軍部隊里（當時紅軍正與國民黨軍作戰）。紅軍營長依依不舍，離別時，還念了幾句打油詩以表白他的心意：
窮人翻身鬧革命，
爹娘送兒當紅軍。
不畏長征多艱苦，
革命成功幸福來。
劉朝貴的父親和爺爺離開名山返回嵐安后，不幸，因惡霸地主的告密，父子倆被國民黨抓了起來，綁送到康定城關押了15天，然后又綁送到雅安。走到天全飛仙關的路途中，劉朝貴的爺爺見勢頭不對，趁自己煙癮發了，倒睡在路邊裝死。國民黨軍連踢幾腳沒有動靜。他們毫無辦法，看這奄奄一息的老頭子，諒他也做不了什么大事，就丟掉劉朝貴的父親和爺爺，趕押著其他人走了。劉朝貴的父親看見國民黨軍走遠了，才慢慢地把老人扶起來，經歷幾天的討口要飯，又才回到了嵐安。
在國民黨軍抓捕父親和爺爺的時候，劉朝貴的母親見勢不妙，急忙把他父親用過的紅纓槍交給劉朝貴的外婆余潤蓮埋藏在老房子的地板下。
轉眼到了上世紀的1950年春，當年紅軍又回來了，碉樓羌寨的嵐安古鎮得到解放，土地改革時，工作組的同志說劉朝貴家營救紅軍營長有貢獻，就把地主高有發家的磨房和正房（大瓦房一間半）分給了他們。從此，勞苦人當家作主人，過上了幸福生活。
1968年秋，在劉朝貴的父親去世前，外婆才把紅纓槍從地板下取出來親手交給劉朝貴，并當著父親的面，再三叮囑:“這是以前你父親當兒童團員用過的紅纓槍，要把它收撿好，作為紀念品，好好教育下一代人。我們不要忘記黨的恩情，要永遠跟著共產黨走。”
今天，劉朝貴作為一個貧苦農民的兒子，在革命老區長大，還在本鄉本土工作了幾十年，深受紅色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使他更加熱愛嵐安。這桿紅纓槍是嵐安革命老區的歷史見證，是革命傳家寶，我們要世世代代保存下去，永遠跟著共產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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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朝貴，藏族，瀘定嵐安鄉腳烏村人，生于1948年2月13日，196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3年參加工作，現享受副縣級待遇。
劉朝貴少時就讀嵐安小學，瀘定中學畢業以后回家務農，曾先后擔任本村的計分員、民兵排長、連長、團總支書記、醫療站站長；1966年任村治保主任、民兵連長；1967年任村黨支部副書記、村長；1983年任嵐安鄉黨委副書記兼公安員；1984年任鄉黨委書記；1986年任烹壩鄉黨委副書記；1989年任嵐安鄉人民政府鄉長；1996年任嵐安鄉人大主席團主席；2002年機構改革提前退休享受副縣級待遇。
劉朝貴在嵐安羌族文化和紅色文化的熏陶下，熱愛嵐安這片世代繁衍生息的熱土，立志改變嵐安老區面貌。1996年，率隊到中央、省、州籌集資金兩百多萬元，修通了瀘定至嵐安老區的公路。曾榮獲瀘定縣優秀共產黨員、全國優秀農業普查員光榮稱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