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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蕃時期   藏族服飾文化有了較大的發展。"中二丁王"時（相當于中原西漢中期），南方雅隆河谷的吐蕃開始了冶煉鐵、銅、銀等礦產，為金屬飾品的出現創造了條件。藏史記載，公元三世紀的拉妥妥日年贊時，吐蕃贊普的服飾巳與眾不同，出現了服飾等級的差異。史載松贊干布時期，吐蕃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吐蕃文化得到迅速的發展，其服飾文化日漸發達。吐蕃奴隸制王朝等級森嚴，在服飾上的表現也日臻完備。從反映吐蕃盛時的敦煌壁畫可看出，君臣服飾的等級差異，藏王一般只有贊普才能使用的三瓣寶冠箍住的有凹槽裝飾的無沿帽，呈紅色，通常高于一般人的帽子；藏王的侍從或臣下往往戴平頂無沿帽。衣袍的式樣也各有不同，官吏的章飾規定有一等瑟瑟，二等金，三等金包銀，四等銀，五等銅，六等鐵等大小兩類，共十二級，裝在方圓三寸的盒子里掛在胸前，以區別職位的高低。武將的頭盔有形如塔的裝飾，戰士頭盔上有三只彩旗以表示出生的年月，隨著"惟以淬礪為業"的吐蕃冶煉業的發展，軍隊的鎧胄日趨精良，有的周身僅露兩個眼窩，勁弓利刃常不能破，其威嚴、勇猛之氣在今天大昭寺壁畫的吐蕃武士像中尚歷歷在目。吐蕃貴族不僅本人穿著華貴，還在聚會宴客時，把傭人裝飾起來。而作為贊普的松贊干布則用一種紅帶子包頭，身著長袍，足穿腳尖朝上的靴子，據《紅史》載，這種王服是受波斯王朝的影響，反映了文化交往已影響到了服飾文化層次，而從松贊干布伊始的吐蕃與中原的密切交往，兩種民族文化的長期接觸更為藏族服飾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史載文成公主進藏時，帶入諸種花緞、錦、綾羅與諸色衣料二萬匹，還有大量的金玉器具。松贊干布及吐蕃大臣紛紛自行去掉氈裘，改穿絹綺。近代西藏的高級官吏，頭發綰成一髻，戴金翅白紗帽，這是唐代進士的服飾。此外，還采納文成公主建議，令國人禁止"赭面"（用油涂面），文成公主進藏還帶來了種植蠶桑和紡織技術，"植桑織絲兮"大大的促進了吐蕃服飾技藝的發展，青海海西州都蘭出土的大批吐蕃服飾文物，真實、生動地反映了吐蕃服飾的工藝水平。服裝的織物紋樣多為聯珠動物紋，裝飾品的金質首飾、佩飾的精美使人嘆為觀止。今天藏族婦女飾品的鑲嵌形制，可以從這些文物中找到原型。斯坦因的《古代中亞文化遺跡》一書也曾提到："在吐蕃發現的遺物中，有很多具有花紋的絲織物，花紋中有些是印的，有些是織的，花紋圖象的變化很多，這一點很可以表示吐蕃商業的地位，……大概是中國與西亞之間的貿易重點。"頻繁的交往促進了吐蕃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服飾文化的發展。 吐蕃是一個軍事帝國，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征服融合了青藏高原及其邊緣地區的許多其他民族，這是造成今天各地區藏族之間文化差異的重要原因。在服飾的表現上也是如此。吐蕃時代這種差異主要表現為東女、附國、黨項等部落服飾的不同，東女部落住在康延川（今昌都），處于母系氏族社會發展階段，其女王穿青毛綾（氆氌）裙，上披青袍，袖長到地，冬穿用文錦裝飾的羔裘。發作鬟髻狀，兩耳垂珰（耳環）。足穿革素（皮靴）。一般男子披發，婦女辨發，男女都用彩色涂面。王死居喪三年，不易服，不梳洗。附國是以今四川甘孜為中心，包括今四川阿壩一帶的嘉絨藏人的藏羌融合體。他們頭戴圓形皮帽，或帶幕離佳（即面罩一類飾物，為婦女所帶）。身披毛曷毛（氆氌一類）、皮裘，穿牛皮鞋。頸系鐵索，手貫鐵釧。王與酋長以金為首飾，胸前掛著三寸長的金花。黨項則是純游牧部落，"服氈襲褐，披氈以為上飾"，早在北周時巳能制造精美的犀甲、鐵鎧。四川西北部還有屬黨項部落聯盟的鄧至、武興國和宕昌等，服飾習俗為頭藏烏皂突騎帽，身穿長袍，下著小口褲、足穿皮靴，與今四川牧區藏族服飾相似。此外青海地區有吐谷渾，貴婦人披錦袍，戴金花冠。如女發型為辨發披于后，后飾珠貝，以繁多為高貴，這一服飾與今青海藏族婦女大致相同。這些地區服飾特征是今天各地不同藏族服飾的母型。 吐蕃王朝崩潰后，從九世紀中期到第十一世紀的二百余年間，西藏社會一直處于分裂割據的混亂狀況。這一時期戰亂不堪，服飾藝術的發展也難免厄運，停滯不前，而與戰爭有關的武士服飾卻濟時發展。在西藏阿里古格王國的遺址中，發掘有大量古代武士的盔甲和武器。其鎧甲多為鋼片甲，是用細皮條串結鋼片而成，串結方法頗為復雜，武器中的盾牌，系用藤條編織為圓形，直徑八十厘米，正面鑲有銅質加固件，銅件上雕刻有細密的紋飾，故亦可謂是銅飾件，背面有四個銅環，環間可用皮條相連，作握柄之用，無論這些服飾和兵器，是西藏本地生產，還是外來流入，都說明其時西藏的武士服飾已具鮮明的本土特征與個性。 佛教僧侶服飾興起  這一時期的服飾發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佛教僧侶服飾的興起。公元八世紀，西藏出現了第一批僧人，服飾由贊普府庫供給，后由百姓、政府共同供養。佛教服飾亦形成等級區別，并有節日與平時的不同裝束，自成體系。不少上層僧侶生活奢侈，衣著華麗，"下坐重裀，上張傘蓋，身衣錦緞……"。早期西藏僧侶服飾受印度影響甚大。據傳說貝霞帽最早則是由印度國王贈給寧瑪法王蓮花生而流傳下來，成為西藏僧帽中的一種，但后來西藏僧服衍變發展較快，極具地方色彩。朗達瑪滅佛后二百余年，佛教重新興起，并且形成眾多的派別，各派不僅在佛經教義的詮釋上不同，而且在服飾穿著上也不相同。古老的寧瑪派僧侶著紅色袈裟，故又被稱為紅教。而噶舉派則以戴紅帽或黑帽以示各支派的區別。這種以服飾表征身份、信仰的現象正是西藏服飾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西藏服飾史上頗具特色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