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日報 2020年08月25日
新格局
推進順向調整，形成一大批適應人口規模、產業發展、生態宜居的集鎮村、中心村、特色村，逐步構建起鎮村互動、梯次分明的鄉村發展新格局
新生活
打通各地政務服務惠及群眾的“最后一公里”，真正解決基層群眾辦事路途遠、花費時間長的難題
新隊伍
村干部隊伍實現了總量下降、年齡下降、學歷提升、能力提升“兩降兩升”正向變化
□川報記者 李丹
“新村芒果產量更高，前來收購的人就沒有斷過。”8月24日，攀枝花市鹽邊縣桐子林鎮金河村芒果飄香，種植40多畝芒果的村民馮國祥說起今年的銷路，樂得合不攏嘴。
鄉鎮行政區劃和村級建制調整改革后，原金河村、納爾河村合并為金河村，新村幅員面積增至84.6平方公里，優質晚熟芒果連片種植面積達5萬余畝，躍居全省第一。借助“合村并鎮”機遇，金河村整合資金9320萬元，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打造以芒果產業發展為主的特色村。
金河村的變化，是我省鄉鎮行政區劃和村級建制調整改革的一個縮影。今年3月，省委省政府將屬于縣級事權的村級建制調整，作為鄉鎮行政區劃調整改革的“姊妹篇”統籌考量、一體謀劃、整體推進。目前，全省首批涉改建制村已全部完成掛牌運行，整個改革實現了村規模調大、布局調優、實力調強、服務調好、隊伍調活、機制調新的預期目標。
是版圖重塑
更是布局優化拓展產業空間
作為傳統農業大省，過去，鄉鎮村社數量多、規模小、實力弱，是影響四川廣大農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一大阻礙：村級建制總數達5.3萬，居全國第二位，其中，建制村4.54萬，居全國第4位。
順應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發展趨勢，版圖重塑的同時，如何讓村莊布局更優化，產業空間得到拓展？是擺在各地村級建制調整改革面前的第一道難題。
調整中，各地順應人口流向、交通流向、經濟流向，立足營造宜居適度的生活空間、打造集約高效的生產空間、保護山清水秀的生態空間，大力推進順向調整，形成一大批適應人口規模、產業發展、生態宜居的集鎮村、中心村、特色村，逐步構建起鎮村互動、梯次分明的鄉村發展新格局。
同時，各地打破制約鄉村產業發展的建制壁壘和地域限制，將地緣相近、產業相似、發展相融的建制村進行優化調整。
成都市對標廣州、杭州等城市實施優化調整，全市社區占比由39.08%提升至57.48%，管理與服務半徑更加適宜，更加符合特大中心城市發展規律；綿陽市建制村平均面積由5.8平方公里增加到11.73平方公里，平均人口由1197人增加到2376人，實現面積、人口“雙倍增”。
優化公共服務
打通政務服務“最后一公里”
過去，雖然四川不少村鎮都有閑置土地，但想要打造一個功能齊全的社區活動中心，卻往往面臨資金少、工作人員緊缺的尷尬。
改革中，我省把提升便民服務水平，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為推進鄉鎮行政區劃和村級建制調整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各地堅持“減數量”和“優服務”相結合，抓緊打通合并村之間的“斷頭路”，根據居民聚居點分布形態，優化配置教育、醫療、養老、文化等公共服務資源，積極盤活用好被撤并村的活動陣地。健全村級民事代辦制度，安排村干部輪崗到便民服務中心（站點）提供代辦領辦服務，確保群眾辦事更加便捷高效。
綿陽市游仙區仙鶴鎮洛水村由原洛水村與高唐村合并而成，合并后幅員面積擴大到9.5平方公里，村民小組變為17個，人戶增加到861戶3154人。建制調整后，洛水村探索出一條以便民服務中心、文化活動中心、經濟合作中心“三中心”管家式服務的新路徑，讓群眾切身感受到改革帶來的紅利。
“改革后，單個村可用財力得到增加，使用效率不高的村級陣地可以得到整合，公共服務資源可以在更大范圍進行優化配置，確保群眾當期利益不受損、長遠利益有保障。”省民政廳相關負責人表示，通過優化公共服務，打通了各地政務服務惠及群眾的“最后一公里”，真正解決了基層群眾辦事路途遠、花費時間長的難題。
好中選優優中選強
干部隊伍加強創業激情被激發
過去，龐大的鄉鎮數量導致基層干部編制空缺、年齡倒掛。事多人少連軸轉，是四川基層廣大干部長期以來最真實的寫照。
改革中，各地落實“留任一批、離任一批、調整一批、支持創業一批”的原則，妥善安置涉改村干部，堅持好中選優、優中選強，村干部隊伍實現了總量下降、年齡下降、學歷提升、能力提升“兩降兩升”正向變化，沒有發生因村干部“進退留轉”引發的負面輿情和群體性事件。改革后，全省村干部總量減少5.1萬名，村黨組織書記平均年齡下降3.9歲、大專及以上學歷提高7.1個百分點、優秀農民工占比達53.7%。
創業激情得到激發。調整改革后，村干部個人成就感、職業認同感、集體榮譽感大幅增強。隨著選人用人渠道拓寬，一批視野寬見識廣、懂經營善管理的優秀人才進入“兩委”班子，村干部會干事、能干事的能力明顯增強，村干部巧干事、干成事的理念明顯增強。
執政基礎得到夯實。改革后，建制村設置村黨委的有2285個、設置村黨總支的有5846個，有的地方還將黨支部建到了村民小組。全省“一肩挑”村占77%，較改革前提高38個百分點，其中，98.6%新調整設立村實行“一肩挑”，56.3%未涉改村同步推行“一肩挑”。同時，19605名村黨組織書記兼任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占比達73.8%。
